詹茜卉 2025-06-19
原載于《國家人文歷史》2025年6月下，未經(jīng)授權請勿轉載
南宋乾道三年（1167）秋，層林盡染的岳麓山下格外熱鬧。遠在福建的理學大師朱熹攜弟子泛舟三千里，直抵湘江西岸，要與城南書院山長、岳麓書院掌教張栻進行一場為期數(shù)月的學術論辯，被后世稱為“朱張會講”。
為了能親歷這場“頂峰相會”，湖湘大地一時匯集五湖四海的學子，“來學者座不能容，飲馬池水立涸”。他們見證了一場跨地域、跨學派交流的歷史，見證了岳麓書院開創(chuàng)自由講學之風，也見證了一座千年文化重鎮(zhèn)的誕生。經(jīng)此一盛會，如元代理學家吳澄在《重修岳麓書院記》中所說：“自此之后，岳麓之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士人“以不得卒業(yè)于湖湘為恨”“書院遍域中，獨首岳麓者，以朱張也”。
若干年后，朱熹回憶起這次在岳麓書院的講學時光，暢快之情仍溢于言表：
風月平生意，江湖自在身。
年華供轉徙，眼界得清新。
試問西山雨，何如湘水春。
悠然一長嘯，妙絕兩無倫。
一座書院，何以讓這位大儒豪氣橫生？
在朝不慕權貴，在野心系蒼生
1000多年前，在藩鎮(zhèn)割據(jù)、邦國林立的唐末五代，有這樣一個地方——潭州（今湖南長沙）。唐天祐四年，后梁開平元年（907），武安軍節(jié)度使馬殷，依附于后梁建立南楚政權（南方十國之一），定都潭州。他“上奉天子，下?lián)崾棵?rdquo;，大興土木，不征商稅。潭州宮室壯麗、貨殖殷阜，成為五代十國最繁盛的都城之一。這座華城中，又有一處勝地——岳麓山。岳麓山是南岳衡山七十二峰的尾峰余韻，得名自南岳衡山和南朝古麓山寺，岳麓山之名最早可見于南北朝時期的《南岳記》。
這里山勢漸緩，位于湘江西岸，林間清泉作響，環(huán)境雅致幽靜，魏晉時代就是佛道圣地。五代末年，時局動蕩，越來越多的文人墨客來山中尋求暮鼓晨鐘的片刻安靜。為容納更多人居住，僧人智璿等二僧“思儒者之道”，割地建舍；麓山寺住持派人采買書籍，如此，既可留宿又可讀書的岳麓書院前身建設完畢，也開啟了兩宋時期中國書院的興建史。古代中國先后創(chuàng)辦的書院有7600多所，現(xiàn)存1500多所。書院的功能初為藏書，后來有了講學功能，且大多為科舉服務。別看湖湘大地曾為楚地，遠離中原文明，書院數(shù)量反而名列前茅，據(jù)岳麓書院教授鄧洪波統(tǒng)計，僅兩宋時期，全國720所書院中，湖南就占了70所，因而有了“天下書院半湖湘”的說法。
北宋開寶九年（976），湖南安撫使兼潭州知州朱洞將僧人館舍擴建為正式書院。咸平二年（999），時任潭州知州李允擴大規(guī)模，在書院正中開立講堂，齋舍東西排列，從此奠定了樓、廟、堂并存的格局。書院規(guī)制上，李允增建孔子堂，擺十位先哲塑像，畫孔門七十二弟子；又向朝廷申請，獲得國子監(jiān)所藏諸經(jīng)釋文義疏、《史記》《玉篇》《唐韻》等書，令書院兼具教學、藏書、祭祀三大規(guī)制，招收學生名額定在60人。
鳥瞰岳麓書院，這里是中國現(xiàn)存規(guī)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書院建筑群。北宋開寶九年（976），潭州知州朱洞在僧人辦學基礎上，由官府捐資興建，正式創(chuàng)立岳麓書院，岳麓書院雖歷經(jīng)七毀七建，卻始終弦歌不輟
岳麓書院的主持者被稱為“山長”，好比白鹿洞書院的主持者叫“洞主”，自帶身處廟堂與江湖之間而亦朝亦野的氣質。岳麓書院第一位見于史志的山長叫周式。他當山長時，岳麓書院的地位還遠不如官學，但他在這里毫無保留地傳道授業(yè)，書院名氣日增，求學者越來越多。為招納更多無法進入官學的青年才俊，周式積極招攬他們來到書院。經(jīng)過幾年發(fā)展，岳麓書院入學名額由60人增至100多人，規(guī)模超過當時的國子監(jiān)。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對周式事跡頗感興趣的宋真宗請他赴京，為臣子與王子王孫講道，甚至想封他做國子監(jiān)主簿，留在皇宮講學。地方書院山長能直接任職國子監(jiān)，在整個宋代都是破天荒的，此后歷代都有為岳麓書院山長賜官或由朝廷委任山長的情形，清末岳麓書院最后一位山長王先謙還當過國子監(jiān)祭酒。但是，這一恩賜對周式不過是海海人生泛起的浪花，他堅持重返書院，繼續(xù)講學。宋真宗成人之美，放他南歸，送了很多朝廷內府藏書與對衣鞍馬，又為岳麓書院親筆御賜“岳麓書院”匾額。
周式此行，令岳麓書院從此穩(wěn)居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列。斗轉星移，岳麓書院在兩宋交替之間遭遇損毀，但周式留下的“在朝不慕權貴，在野心系蒼生”的精神已為岳麓書院繪上了歷千年不絕的底色。
山川之勝，棟宇之安
令岳麓書院成為“四大書院之首”的是100多年后的張栻。南宋乾道二年（1166），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劉珙重修書院，因與張栻有過短暫接觸，十分敬仰他的才學，便力邀其主教岳麓書院。張栻在《岳麓書院記》中寫下游覽岳麓書院之感：“愛其山川之勝，棟宇之安，徘徊不忍去。”
岳麓書院不算是精美的“園林式書院”，在院外繁茂山林映襯下有一種莫名的反差感。書院內難覓花草，唯有幾株高大的喬木。夏天，院內兩側樹木枝葉會在高空相接，為樹下學子遮陰，到秋天則結出累累果實。正如張栻所提倡的：“士君子之學，不過一實字。”林泉之間的岳麓書院并非世外桃源，而是秩序井然、經(jīng)世濟民的學術重鎮(zhèn)。歷朝歷代積累下來的楹聯(lián)匾額如同厚重的文化年輪，構成湖湘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岳麓書院的聯(lián)匾數(shù)量共94副，頭門匾額是歐陽詢體“千年學府”，楹聯(lián)掛有現(xiàn)代書法家虞愚手書的“千百年楚材導源于此，近世紀湘學與日爭光”。步入正院，映入眼簾的是大門匾額“岳麓書院”，兩側楹聯(lián)“惟楚有材，于斯為盛”，上聯(lián)出自《左傳·襄公二十六年》的“雖楚有材，晉實用之”，下聯(lián)出自《論語·泰伯》唐虞之際，于斯為盛”。再進院門是匾額“名山壇席”，楹聯(lián)“納于大麓，藏之名山”的上聯(lián)出自《尚書·舜典》的“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下聯(lián)出自《史記·太史公自序》的“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后世圣人君子”。
岳麓書院大門正上方，懸掛有宋真宗御賜“岳麓書院”匾額。此匾依據(jù)明代“岳麓書院”石額仿制，兩側楹聯(lián)“惟楚有材，于斯為盛”分別出自《左傳》 《論語》，再進院門是匾額“名山壇席”，楹聯(lián)“納于大麓，藏之名山”分別出自《尚書》 《史記》
就這樣邊看邊走，我們最終會在“實事求是”匾額前停下腳步。目之所及，正是南宋朱熹與張栻會講的講堂。如今，堂內兩把座椅仍按當年情景擺放。講堂屏壁刻有張栻《岳麓書院記》，兩旁墻壁是清刻朱熹手書“忠孝廉節(jié)”四個大字。抬眼望去，乾隆皇帝親筆“道南正脈”匾額仿佛是對“朱張會講”的高度總結，再次告訴后人這次重大的歷史性會面何以豐富了岳麓書院的文化基因。
若非早逝，張栻的名聲未必不如朱熹。張栻，字敬夫，號南軒。據(jù)學者考證，他很可能是漢代張良之后，唐代張九齡弟弟張九皋的十四世孫。他的父親是南宋名臣張浚。8歲時，張栻隨父從四川綿竹來到湖南長沙。28歲時，張栻遵從父親安排，前往衡山拜胡宏為師?？上Ш暝谑胀疆斈耆ナ?，師徒時光雖然短暫，張栻仍受其影響頗深，也因緣際會得知了一段往事：北宋末年岳麓書院被損毀，南宋朝局相對安穩(wěn)后，胡宏曾向秦檜申請重建書院，并自薦為岳麓書院山長。但他可能忘了自己拒絕過秦檜出仕邀請的往事，秦檜也拒絕了胡宏的請求。胡宏與岳麓書院就這樣擦肩而過。
胡宏去世后，張栻離開衡山，來到父親張浚所在的潭州，在此期間修筑城南書院（后來成為毛澤東就讀的湖南一師），當起城南書院山長。兩年后，張栻以蔭補官，在宣撫司都督府任職。隆興二年（1164），張浚去世，剛剛以蔭補官一年的張栻居父喪回到湖南。正是這段時間，張栻主教岳麓書院，但堅持拒絕任岳麓書院“山長”，只因這是老師胡宏“所不得為者”。
悠然一長嘯，妙絕兩無倫
張栻在岳麓書院確立了不為科舉服務、要“傳道而濟斯民”的辦學理念，開創(chuàng)了培養(yǎng)務實人才的先河。“朱張會講”則發(fā)生在張栻主理岳麓書院的第二年。
朱熹比張栻大三歲，此前見過面，也有書信往來。自視頗高的朱熹，對同時代學者多有不滿，唯獨對張栻欽佩有加，他常說張栻的學問“足以名于一世”。真正促使朱熹決定動身的動力源于“困惑”：一是他對胡宏的“性無善惡”“天理與人欲實則同體而異用”的觀點存在異議。朱熹眼見南宋朝廷偏安江南卻紙醉金迷，認定這是耽于物質享樂的“人欲”吞噬“天理”造成的。因而，他認為“天理”與“人欲”是對立關系。另一個原因與胡宏有間接關系。朱熹對《中庸》的“喜怒哀樂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始終想不通。大意是，喜怒哀樂未發(fā)生之前，人有一種精神實體，是天下的根本，體察到這個實體，人就能達到圣人境界。宋代理學家對“未發(fā)之中”的境界十分向往，朱熹的老師李侗對此頗有心得，可惜朱熹的心思一度在章句訓詁上，沒往心里去，等他意識到這個命題時，老師已經(jīng)去世。懊悔不已的朱熹想到胡宏—張栻這一文脈，便決定即刻動身。他八月從福建崇安出發(fā)，范伯崇、林擇之等人陪同，九月八日抵達長沙。
張栻和朱熹二人此次辯論的主題之一即前文所提的《中庸》“中和之說”，二人關于人的本質、道德的本質、認識與實踐、道德踐履與先驗原則的關系等涉及人在世間安身立命的大問題、真問題，展開了公開、激烈、友好的論爭。他們都堅持了自己，也都改變了對方。
岳麓書院講堂。張栻、朱熹曾在此舉行“會講”，開中國書院會講之先河，如今堂內兩把座椅仍按當年情景擺放，講堂屏壁刻有張栻《岳麓書院記》，大廳中央懸掛有康熙帝御賜的“學達性天”和乾隆帝御賜的“道南正脈”
理學可理解為是哲學化了的儒學、也吸收了佛道哲學思想的儒學。張栻的哲學觀里，世界萬物皆有規(guī)律（所以然）；朱熹心中的“理”則更探索萬物的本質，比如椅子：“這個椅子有四只腳，可以坐，這是此椅的理。若除去一只腳，坐不了了，它就失去了椅子的理。”鏡子也是如此，木板即使遇到光，也無法照人，說明照人是鏡子的理，不是木板的理。萬物存在于世間，自有它的道理。朱張二人關于理的認識是有一致性的，二人師承追根溯源是同一撥人。理學奠基者是北宋寫下《愛蓮說》的周敦頤，他是湖南道州（今湖南道縣）人，理學一度因他被稱為“道學”。他的學生程頤、程顥是河南洛陽人，二人將“道學”北傳回洛陽，成為“洛學”。此后開枝散葉，廣收門生，如楊時與謝良佐：有“程門立雪”典故的楊時將學說向東南傳播，形成“閩學”，經(jīng)羅從彥、李侗傳至朱熹；謝良佐的學生胡安國將學說帶回湖南衡山，傳給兒子胡宏，再傳張栻?？梢哉f，福建代表朱熹與湖南代表張栻的這場類似“百家爭鳴”的大會講，是理學北傳南歸后的一次盛會。
兩個多月的討論，張栻與朱熹講到激動之處三天三夜不合眼，岳麓書院因二人論辯而門庭若市?；匚哆@段岳麓之行，朱熹十分慶幸自己的堅持：“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至幸至幸。”他毫不掩飾對張栻學問的敬佩之情：“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
岳麓書院崇道祠，“斯文正脈”匾額下是朱熹和張栻的塑像。兩人在岳麓書院討論了兩個多月，講到激動之處三天三夜不合眼，岳麓書院因二人論辯而門庭若市
“朱張會講”的意義，超越了二人討論命題的本身。實際上，兩人最終也沒有將“未發(fā)之中”論說清楚，但學子們卻見識到了一種別開生面的講課模式：老師授課不再“單向輸出”，甚至可以同時存在兩位講者，二人但凡存在異議定要“辯論研討”。因此，“朱張會講”首開“和而不同”的自由講學之風，直接將岳麓書院推向鼎盛時代，甚至被當時視為天下道學之宗。湖湘一地的學風也因這次會講愈發(fā)成熟。黃宗羲評價說，湖湘學風一度張揚激蕩，但缺少從容不迫的氣象，通過張栻與朱熹的相互切磋，才逐漸歸于平正。
七年后，淳熙元年（1174），張栻改知靜江府，離開全盛期的岳麓書院。淳熙七年，張栻病逝于江陵，年48歲。清代學者全祖望感嘆：“向使南軒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張栻去世這年，朱熹正在南康做知軍，兼白鹿洞書院洞主。他為張栻寫下祭文：“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于世也！”
兩宋時代的岳麓書院已與湖湘文化充分結合，岳麓書院走出岳麓山，湖湘文化突破地域性。出人意料的是，在之后的歲月中，這一學術重鎮(zhèn)竟不乏“圣賢豪杰”，書寫著有關熱血、突破的詩篇。
豪杰未必是圣賢，圣賢一定是豪杰
岳麓書院之于歷史中的存在，自然不能自外于中華大地上的歷次劫難。愛國之深與恨敵之切是岳麓書院的又一鮮明個性。正如民國學者、湖南人楊度在《湖南少年歌》中說：“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張栻一生堅持抗金，早年隨父張浚出征北伐，籌謀抗金大業(yè)，“內贊密謀，外參庶務”。自“隆興和議”，宋金進入長期休戰(zhàn)階段?？v使已經(jīng)看透南宋北定中原無望、主教岳麓書院時，在朝廷召喚下，張栻仍會提出新形勢下的抗金策略。清代學者吳乘權編撰的《綱鑒易知錄》中記載了一段故事，乾道六年（1170），張栻被召回京城。起因是金國一度呈現(xiàn)虛弱態(tài)勢，宋孝宗想借機要回宋廷歷代帝王的陵寢之地。主和派自然反對，但張栻作為抗金代表也并未支持。他說：“我不清楚金國國政，但了解本國實情。以我們現(xiàn)在的國力，就算敵人空虛，也沒有必勝之勢。”孝宗問他對策，他說：“夫必勝之形當在于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后修德立政，用賢養(yǎng)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zhàn)退守，通為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張栻的拳拳愛國之心無疑影響了岳麓書院的諸多學子。他與朱熹有一位共同的得意門生——吳獵，被全祖望贊為“岳麓巨子”。他如金庸筆下的楊過一般守衛(wèi)過襄陽城。吳獵任江陵知府時主管荊湖北路安撫司事，為加強防務，重修了五代時期的“三海”水防工程。開禧二年（1206），金兵屢次入侵荊襄等地，圍困襄陽、德安兩城，吳獵憑借充足的準備，擊退金兵多次進犯，最終解了襄陽之圍，名聲大振。
清刻朱熹手書“忠”“廉”石碑，明代曾嵌于岳麓書院尊經(jīng)閣，后毀?，F(xiàn)存石碑為清道光七年（1827）山長歐陽厚均刊立于講堂。講堂因此也稱“忠孝廉節(jié)”堂
岳麓書院凡“七毀七建”，最大的災難當屬南宋末年。當元軍鐵蹄踏至湘江兩岸，湖湘眾學子在抗元戰(zhàn)爭中幾乎全部殉難。全祖望記載：“長沙之陷，岳麓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無考。”湖湘學派因此遭遇史上最嚴峻挑戰(zhàn)。而此時“程朱理學”被元廷定為官學。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統(tǒng)治者重修一次岳麓書院，歷82年后再次被毀。岳麓書院進入長達百年的辦學空窗期，僅有僧人住在殘舍之中，此時距離“朱張會講”已逾200年。如果不是“地以人重”，如此物非人非的境地，很難想象會再度重生。又一百年過去，岳麓山中的殘垣斷壁終于被想起來了。明成化五年（1469）重修書院工程開啟，25年后，于弘治七年（1494）基本恢復原貌。正德四年（1509），長沙守道吳世忠對岳麓書院進行了一次大調整，毀道林寺，將得來的建筑材料另尋地基重修書院，將主體建筑集中在一條中軸線上。軸線向前延伸至湘江，向后直達山巔，再配以亭臺牌坊，形成現(xiàn)代岳麓書院的基本布局。
御書樓，位于岳麓書院中軸線末端，建于清康熙年間，清末藏書 14600 多冊。1938 年被日機炸毀，樓內藏書大多被毀，今存建筑為 1986年重修，依舊發(fā)揮藏書功能。“御書樓”三字集朱熹字所成
漫長的重建，仿佛一次涅槃重生，岳麓書院的文脈不僅得以延續(xù)，甚至點亮了又一棵“思想樹”。正德二年（1507），王陽明謫守貴陽，途經(jīng)長沙，住在岳麓書院中。他想挑戰(zhàn)朱熹的學說，提倡“正人心，息邪說”。憑借著能文能武的人格魅力，與頗具浪漫色彩的“你來看花，花才一時明白起來”的唯心主義學說，吸引門生甚眾，形成了所謂“王學”。岳麓書院經(jīng)常有“王學”講師授課，然而，他們始終沒有撼動朱張的地位。自王陽明開始，明代學術逐漸轉為心學。與講究務實、嚴謹?shù)睦韺W相比，心學更為靈動、疏朗，但客觀上助長了明末日趨嚴重的空談之風。岳麓書院則憑借強大的“理學傳統(tǒng)”人才輩出，比如“杰出校友”王夫之，由于晚年隱居石船山又被稱為“船山先生”。
崇禎十一年（1638），19歲的王夫之游學至岳麓書院。他的老師是明代岳麓書院最后一任山長吳道行，南宋鎮(zhèn)守襄陽的吳獵后人。明朝滅亡后，吳道行絕食而死，被葬于岳麓山飛來石側。王朝交替下的家國命運與個人選擇在岳麓學人身上收獲了前所未有的統(tǒng)一，對王夫之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明亡以后，王夫之的“反清復明”活動一直堅持到康熙時期。此時的他仍頭結發(fā)髻、纏繞網(wǎng)巾，一身大明衣冠反而成了“大逆不道”。歷史大勢如此，他已知“天下非一姓之私”，能做的僅有歸隱山林，化為瑤人，著書立說。
有人統(tǒng)計，王夫之一生留有100多部、400余卷著述，由于“反清含量”頗高，一度遭遇封禁，由后人小心翼翼藏匿。直到晚清“同光中興”時，曾國荃等才陸續(xù)集納成《船山遺書》發(fā)布，并借助湘軍流傳開來，時稱“衡陽王氏之學”。光緒年間，岳麓書院出現(xiàn)了唯一專門為學生修建的船山祠。在歷史的因緣際會下，《船山遺書》與船山祠，結合朱張之學共同構成湖湘宋明儒學，在晚清催生了一大批入世哲學家。
船山學說雖誕生于山野，卻擁有超強感染力的入世哲學。后來，“有豪杰而不圣賢者，未有圣賢者而不豪杰者也”這句話，出現(xiàn)在青年毛澤東的課堂筆記中，那是岳麓書院又一學子、湖南一師修身教員楊昌濟講述的王船山語錄。岳麓書院的精神之火，終于燃到了近代中國。
最后的山長，未完待續(xù)的岳麓書院
明清交替的岳麓書院沒有再遭損毀，反而受到清朝統(tǒng)治者的空前重視。雍正將岳麓書院與城南書院共同列入大清23所省會書院名單，政治屬性日益凸顯，乾隆帝甚至一度想將“山長”之稱改為“院長”，而且要求必須進士出身。好在如此殊榮并未讓岳麓學子磨滅一以貫之的風骨與文脈，反而在近代迎來了人才井噴式增長，那些耳熟能詳?shù)娜宋锞雇瑫r出現(xiàn)在岳麓書院的學生名單中：嘉道年間的陶澍、魏源等“經(jīng)世派”代表人物，咸同年間的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等“洋務派”代表人物，清末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等“維新派”代表人物……
湘軍創(chuàng)始人曾國藩，23歲時曾在岳麓書院學習一段時間，后來成功中舉。有一種說法，曾國藩每次出門前都要望一望天空，或許是想在陰云密布之下，探尋撥開云霧的方法。南征北戰(zhàn)、愛寫家書的他，是歷史上第一位將朱熹的“即物窮理”與考據(jù)領域的“實事求是”結合起來的人。曾國藩認為，“事”指客觀之“物”，“是”指客觀之“理”，從此，“實事求是”具有了近代哲學認識論的意義。后來，郭嵩燾將“實事求是”解釋為西方近代科學技術，左宗棠以此為名開辦了福州“求是堂藝局”，后被沈葆楨發(fā)展成“福州船政學堂”。在20世紀初湖南第一師范課堂上，青年毛澤東在筆記《講堂錄》中記下了教員楊昌濟對曾國藩的評價：“滌生日記……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
然而，甲午慘敗讓洋務派關于西方器物的幻想破滅，有識之士高呼興學育才的重要，全國書院改革一觸即發(fā)。光緒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896—1898），中國書院進入了改制風潮階段，岳麓書院最后一任山長王先謙，不得不面臨著時代的考驗。“最后的山長”，就像他一生的經(jīng)歷一樣，充滿了尷尬矛盾。
作為宋明理學大儒，王先謙是開明的。他能訂購梁啟超主筆的《時務報》供學子閱讀，能引入西學課程，重新調整教學模式，還在藏書區(qū)新增新學、西學等內容。他還突破性地參與了新式學堂——“時務學堂”的創(chuàng)辦，與譚嗣同、梁啟超等人共同推動書院革新。光緒二十三年（1897），王先謙還在長沙創(chuàng)辦發(fā)電廠。
岳麓書院時務軒，為紀念清末維新派創(chuàng)辦的時務學堂而筑
但他終究未能突破“守舊”的結界，走到維新派的對立面。隨著維新變法的持續(xù)推進，他對康有為“民權”之說忍無可忍，開始維護名教綱常，與譚嗣同等人漸行漸遠。王先謙最受人詬病之處，恐怕是與門生葉德輝的告密，造成湖南大量維新人士被殺。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廷詔令全國書院改學堂。光緒二十九年（1903），岳麓書院與由時務學堂改制而來的省城大學堂合并，改為湖南高等學堂，即今天湖南大學的前身。“岳麓書院”這一名稱，暫時告別歷史舞臺，王先謙也成為岳麓書院最后一位山長，不知當他與朝夕相處近10年的岳麓書院以略顯狼狽的方式告別時，是否會想起乾隆時代的山長曠敏本所言：“是非審之于己，毀譽聽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數(shù)。”
實事求是，岳麓書院的超時空對話
理學學術重鎮(zhèn)“岳麓書院”與宋明儒學代表“山長”一同成為歷史，但岳麓書院蘊含的有關修身、治學的精神早已化作文化雨露浸潤在湖湘大地，傳承至今。今天我們站在書院講堂，會發(fā)現(xiàn)右側墻壁上留有山長王文清定下的“岳麓書院學規(guī)”。學規(guī)共18條，前9條講如何做人，后9條講如何做學問，文字通俗凝練：
時常省問父母、朔望恭謁圣賢
氣習各矯偏處、舉止整齊嚴肅
服食宜從儉素、外事毫不可干
行坐必依齒序、痛戒訐短毀長
損友必須拒絕、不可閑談廢時
日講經(jīng)書三起、日看綱目數(shù)頁
通曉時務物理、參讀古文詩賦
讀書必須過筆、會課按刻蚤完
夜讀仍戒晏起、疑誤定要力爭
這些要求放在今天仍能適用，足可令我們具象化感受到什么叫“經(jīng)世致用”。自宋至近代，從山長至學子，岳麓書院始終看重修身是否正派，學問是否務實。即使書院規(guī)制變革，從這里走出的學員仍在繼承、發(fā)揚著岳麓書院的文化內核。
岳麓學子出身的楊昌濟，在書院改制后擔任湖南高師教師，并在湖南第一師范兼任修身課教員。他十分推崇王夫之和曾國藩“經(jīng)世致用”“實事求是”的觀念，對青年毛澤東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延安時期，毛澤東曾對斯諾說：“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他年輕時的知名健身方法“洗冷水澡”也是效仿的楊昌濟。楊昌濟曾提出“一國之文明，不能全體移植于他國”的看法，對毛澤東的革命事業(yè)起到重要啟示作用。
1917年，楊昌濟負責主持湖南大學籌建工作，籌備處設在岳麓書院半學齋。當時剛剛畢業(yè)、工作還沒著落的毛澤東、蔡和森等人受邀居住在此。在半學齋，毛澤東抬頭便能望見掛在書院講堂前的“實事求是”匾。“實事求是”四字出自《漢書·景十三王傳》，本身是經(jīng)學考據(jù)命題。他看到的匾額是同一年被湖南公立工業(yè)專門學校（湖南大學前身）校長賓步程作為校訓懸掛起來的。匾額兩邊楹聯(lián)是“工善其事必利其器，業(yè)精于勤而荒于嬉”，上下聯(lián)的首字組成“工業(yè)”二字，呼應了近代士人對工業(yè)救國的渴望。住在岳麓書院的日子里，青年毛澤東急于將自己多年所學所思付諸實踐，在這里成立了“工讀同志會”，一邊讀書勞動，一邊實施“岳麓新村計劃”?？上?，計劃沒持續(xù)多久就失敗了。1918年，毛澤東暫別岳麓書院，應楊昌濟之邀赴北京。1919年，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被查封，他重返岳麓書院并接手雜志《新湖南》的主編工作。為躲避當時軍警搜查，毛澤東一邊住在書院，一邊去長沙修業(yè)學校當歷史教員。
岳麓書院講堂前的“實事求是”匾。匾額兩邊楹聯(lián)是“工善其事必利其器，業(yè)精于勤而荒于嬉”，上下聯(lián)的首字組成了“工業(yè)”二字，呼應了近代士人對工業(yè)救國的渴望
在毛澤東的革命生涯中，湖湘大地堪稱他人生與心靈的雙重故鄉(xiāng)。青年時代的“岳麓新村”失敗了，后來的《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讓他探索到成功的救國之路。除卻高超的軍事能力、豐富的實踐經(jīng)歷，國學深厚的毛澤東背后，還有岳麓書院的千年文脈傳承，是周式的“心系蒼生”，是張栻的“傳道濟民”，是朱熹的“即物窮理”，是王夫之的“圣賢豪杰”，是曾國藩“經(jīng)世致用”，是岳麓書院講堂前的“實事求是”……
傳統(tǒng)思想在紅色革命文化中的精神能量集中體現(xiàn)在毛澤東的革命生涯中，而毛澤東也在實踐中重新詮釋了它們，尤其是“實事求是”四個字。1941年，他寫下《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樹立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理論和實際相統(tǒng)一、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作風。1943年，毛澤東親筆題寫“實事求是”校訓石刻立于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大禮堂。1945年，中國共產(chǎn)黨七大確立了“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地位。在這場劃時代的思想革命中，毛澤東不僅實現(xiàn)了傳統(tǒng)智慧與現(xiàn)代理論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更開辟一切以實際出發(fā)”的革命路徑。
今天的岳麓書院主體建筑修復于1986年并向游人開放，于1988年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走進書院頭門，我們會登上戲臺一般的高臺，此臺名為“赫曦臺”。當年，朱熹與張栻會講之余，會相約早起爬岳麓山頂看日出。噴薄而出的太陽給朱熹留下深刻印象，他在《云谷記》中寫道：“予嘗名湘西岳麓之頂曰赫曦臺。”為紀念這段經(jīng)歷，張栻在山頂筑起高臺，朱熹題寫“赫曦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時任岳麓書院山長羅典擔心山頂石臺難以保存，便在書院內建起了同名高臺，以紀念這段開創(chuàng)歷史的會面。1955年，毛澤東在湖南視察期間與昔日的一師同學周世釗重游了一次岳麓山。有感于歷史交匯，在收到周世釗寄來的詩信后，回贈了這樣一首七律：
春江浩蕩暫徘徊，又踏層峰望眼開。
風起綠洲吹浪去，雨從青野上山來。
尊前談笑人依舊，域外雞蟲事可哀。
莫嘆韶華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臺。
岳麓山間的清風吹過古今，岳麓書院如今已是湖南大學下設學院，包含歷史、哲學等專業(yè)課程。琳瑯的楹聯(lián)、高懸的匾額、規(guī)整的講椅、巍峨的喬木，它們眼見學子裝束變遷，陪伴他們徜徉流連。飽經(jīng)風霜的石碑下，是歷久彌新的經(jīng)世箴言。“千年學府”不過是岳麓書院的來時路，它從歷史走來仍為學堂，憑借的是生生不息的蓬勃文化之力。如果你有機會走進這里，或許能感受到一場千年的文化共鳴，不妨回應一段跨越古今的思想對話。
航拍湖南長沙橘子洲，其西望岳麓山，東臨長沙城，綿延數(shù)十里，1925年，青年毛澤東在橘子洲頭揮筆寫下膾炙人口的《沁園春·長沙》，抒發(fā)了心憂天下、濟世救民的壯志豪情
韶山毛澤東同志故居，位于韶山市韶山鄉(xiāng)韶山村土地沖上屋場，1893年 12 月 26 日毛澤東誕生在這里，故居陳列有毛澤東少年時期用過的扁擔、水桶、鋤頭等
（參考文獻：江堤《中國書院小史》；唐子畏《岳麓書院概覽》等）